韩利去世后的第七天，我打开了他的旧书桌。在最底层，我发现了一本角落磨损、封面发黄的《悲惨世界》。翻开书时，掉出两样东西：一张写着他和一个叫孙伟名字的借书卡，上面标注的日期是我和他结婚的那天；另一封没有邮票的信，开头是“嫣，对不起”。

窗外的风轻轻掀动窗帘，我握着信，手指冻得像抓着冬天的铁栏杆。我既想阅读，又害怕读完后就无法再恨他。

那天早上，我本想扔掉他的旧物，清理出满满两大袋的衣物和用品。他的东西不多，三十年只留下儿子房间一半的杂物。书桌是最后收拾的，松木材质，上面磨损严重。我本打算一起丢掉，手指触碰到抽屉时犹豫不决，最终还是打开了。里面只是几支笔、两个本子和那本《悲惨世界》，它的书脊开裂，用透明胶带修补，页边也黄了，显然翻阅过多次。

我对这本书很熟悉，年轻时教语文时推荐过，但从没见他读过。韩利是建筑工程师，一生深耕图纸与水泥，对书籍的兴趣似乎不大。他怎么会有这本书呢？我翻动书页时一张借书卡飘落在地。捡起一看，古老的蓝色卡片上，第一行是他的名字，日期恰好是我们的结婚日；第二行是孙伟，日期比他晚三个月。我疑惑地盯着那个日期，结婚当天他为何要在卡上写下自己的名字？

翻到背面是空白，再翻书时一封信又掉出来，里面只有简短的几行字： “嫣，对不起。” 韩利写道，三十年来有许多话他从没说过，这次鼓起勇气写下。信的落款是他，日期是春天，那时他已住院。我正坐在书桌前，阳光透过窗纱洒落在膝盖上，捏着信纸，却无法继续阅读。他从未对我说过这三个字，现在却藏在信中。

就在此时，我儿子电话来讯，告诉我他因工作无法回来参加父亲的头七。我感到一阵失落，问他要不要留些什么，结果他只说：“都扔了吧。”挂掉电话后，我将信塞回书中，重新放入抽屉内。当时我决意不再就这样扔掉书桌，也不再看书了，但孙伟这个名字却始终萦绕心中，像根刺。

对旧事的回忆总是在闲暇时冒出来。退休前我忙于工作，那些事务如今一想便觉得那点疲惫也不错。韩利在外地工作多年，他一个月回来一次逐渐变为几个月一次，连儿子小时候都不再问何时归来。我与他最后的争执是在儿子上小学的时候，我发现他外套口袋里的火车票，随后质问他是不是隐瞒了什么。

他没有否认，陷入沉默，这让我感到无奈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们在同一屋檐下却如同旅店客人，冷漠相对。直到我们儿子上中学家中事务增多时，才逐渐恢复交流。如今他走了，只留下这本书和信。我翻查老相册，回忆起过去的家庭画面，意外发现一张早已遗忘的火车票，它证实了我对过去的深藏记忆。